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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1-08 21:37?出處 溫州在線

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官員理查德·巴洛
溫州在線軍事新聞訊,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官員理查德·巴洛表示,歷任美國總統(tǒng)一直到1989年都堅持認為巴基斯坦沒有核武器,盡管知道伊斯蘭堡可以在F-16戰(zhàn)斗機上部署核武器,但美國還是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核武器。
“總統(tǒng)一直到1989年都堅持巴基斯坦沒有核武器。說實話,我們中央情報局的大多數(shù)人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我們不是民選官員。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向民選官員和高級決策者提供最準確、最可靠的情報信息,并據(jù)此向他們匯報。之后他們做什么,不在我們的管轄范圍之內;我們無法控制。他們是美國人民選出的代表,”巴洛在接受亞洲新聞社(ANI)采訪時說道。
這位前中央情報局成員在20世紀80年代末巴基斯坦秘密核活動期間,曾擔任該情報機構的反擴散官員。
他還補充說,美國調查記者兼政治作家西摩·赫什(SeymourHersh)進行了采訪,采訪內容發(fā)表在《紐約客》雜志上。1987年,在“黃銅釘”危機期間,巴基斯坦原子彈之父阿卜杜勒·卡迪爾·汗博士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巴基斯坦擁有原子彈是為了威懾。
“你可以在西摩·赫什1993年發(fā)表在《紐約客》上的文章中讀到所有相關內容。他們看到情報部門發(fā)現(xiàn)核武器被運往空軍基地,并被安裝在F-16戰(zhàn)斗機上等等。你知道,所以,根據(jù)美國總統(tǒng)的說法,巴基斯坦并不擁有的核武器,實際上卻被安裝到了巴基斯坦的飛機上,”他說。
1986年11月至1987年1月,印度軍隊舉行軍事演習,引發(fā)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核恐慌,史稱“黃銅危機”。巴基斯坦認為這次軍事演習直接威脅到其領土,使其面臨被一分為二的風險。
“簡而言之,情報界的專家,比如國家實驗室等機構,多年來一直在進行相關研究。我們完全了解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設計,也完全了解F-16戰(zhàn)斗機,正如你所想。我們確信,F(xiàn)-16戰(zhàn)斗機完全有能力投擲當時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這一點毋庸置疑。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工程問題,僅此而已。工程師和物理學家都研究過這個問題,不是我。事實就是如此。然而,政府還是執(zhí)意完成了這筆軍售,”他補充道。
美國情報部門認為,時任巴基斯坦總理貝娜齊爾·布托對巴基斯坦核計劃“毫不知情”。實際上,由米爾扎·阿斯拉姆·貝格將軍領導的軍方和時任總統(tǒng)古拉姆·伊沙克·汗掌握著實權。
直到1989年蘇聯(lián)從阿富汗撤軍后,美國(在老布什總統(tǒng)的領導下)才采取強硬態(tài)度,于1990年通知布托,美國將不再能夠認證巴基斯坦為無核國家。
這場危機之所以一直秘而不宣,是因為里根和布什政府都曾參與巴基斯坦的核計劃。巴基斯坦是美國在阿富汗對抗蘇聯(lián)的代理人戰(zhàn)爭中的重要盟友。這一外交政策目標被置于一切之上。
巴洛表示,他在20世紀90年代沒有在場,因為他被解雇了,但他聽說印巴危機非常嚴重。
“正如我所說,我沒有參與其中,但我與中央情報局的高層人士交談過,他們接受了西摩·赫什的采訪……這是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可怕的事情,”他說。
“但當時人們對這種局面如何持續(xù)下去深感擔憂。1990年,我并不在政府部門工作,因為我當時在國防部長手下任職。后來我被免職,安全許可也被暫停。所以當時我不在場。但1990年,印巴之間爆發(fā)了另一場危機,一場重大危機,”他說道。
最終,在老布什總統(tǒng)派遣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前往伊斯蘭堡和德里后,局勢得以緩和。巴洛認為,布拉斯危機比近期印巴之間的緊張局勢更為危險,理由是雙方指揮控制體系薄弱,且存在誤判的可能性。
“我記得當時我的前任老板羅伯特·蓋茨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顧問。總統(tǒng)非常擔心,派蓋茨前往伊斯蘭堡和新德里試圖化解危機。那時,我已經(jīng)和中央情報局監(jiān)察長弗雷德里克·希茨有過很多接觸,我問他:‘我該怎么辦?’他說:‘去做采訪,別搞砸了。’于是我照做了。采訪獲得了批準,局長告訴我,我做得很好,保護了消息來源和方法,沒有對中央情報局造成任何損害。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他說道。
巴洛表示,在1990年危機之后,美國公民仍然希望遵守普雷斯勒修正案。該修正案是美國1985年通過的一項法律,要求總統(tǒng)每年證明巴基斯坦沒有核裝置,才能獲得大部分經(jīng)濟和軍事援助。
“但是,在1990年核危機之后,我在該機構的上司,也就是主任,拒絕繼續(xù)合作。他們當時態(tài)度堅決,拒絕再進行任何認證。信不信由你,美國政府里仍然有人想根據(jù)普雷斯勒修正案進行認證。我的意思是,他們當時都嚇壞了,因為他們知道一切都結束了,援助等等都完了。媒體肯定會再次曝光,”他說。
然而,1990年5月,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布什-戈爾巴喬夫峰會和冷戰(zhàn)的結束上。
“五角大樓、地區(qū)辦事處和國務院的人都出現(xiàn)了心臟病發(fā)作的情況。然而,這已經(jīng)無關緊要了,因為冷戰(zhàn)已經(jīng)結束。蘇聯(lián)也在那時解體了。所以這種情況繼續(xù)下去,”他說。
他表示,1990年的危機比今年5月的“辛杜爾行動”危機還要嚴重,因為當時很難確定那里核武器的規(guī)模。
“我并不了解今年春天事件的全部細節(jié)。但是,就我所知,上世紀90年代的情況要令人擔憂得多,原因有幾個。首先,你知道,當時核武器是從秘密隧道里出來的,有移動的運載平臺。我的意思是,也許今年也發(fā)生了類似的事情。如果真的發(fā)生了,我肯定不會知道,”他說。
他還表示,當時存在指揮控制問題,可能出現(xiàn)了溝通不暢或誤判的情況。
“其次,還有指揮控制方面的問題。巴基斯坦當時擁有的核武器非常少,而且缺乏導彈運載能力。現(xiàn)在他們的技術先進得多,我相信印度也是如此。因此,1990年出現(xiàn)誤判和溝通不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還有其他一些問題。所以我認為那是一個更加危險的時期。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從我看到的關于春季事件的新聞報道來看,是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我的意思是,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但我沒有看到任何關于核武器轉移或部署的具體報道。這種情況可能發(fā)生過,但我沒有聽說過。這其中是有區(qū)別的。是的,”他說道。
巴洛說,“斯基普”(愛德華·格內姆的昵稱)委派他評估巴基斯坦的核計劃。
“嗯,我們先跳過理查德人生中的一些事情,但你知道,那時我在國防部長辦公室工作,遇到了負責近東地區(qū)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名叫斯基普·克尼。他后來成為了美國駐科威特大使。我向他匯報了巴基斯坦核計劃的情報。他的回應是,這種鬧劇必須停止。他就是這么說的。然后他指派我起草一份關于巴基斯坦核武器計劃的全面評估報告,涵蓋所有方面,包括運載系統(tǒng)、武器研發(fā)等等,”他說道。
巴洛隨后表示,區(qū)域行動官員曾試圖要求他修改評估結果。
“我當時是為我們新任國防部長迪克·切尼準備的,供即將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關于巴基斯坦問題的會議使用。我寫了那份文件,五角大樓另一部門負責巴基斯坦事務的區(qū)域行動官員一直催促我修改我的評估,而我的評估與我在蘭利等地的同事們的觀點基本一致,”他說。
“實際上,我還讓國防情報局專門針對F-16的交付問題準備了一份單獨的評估報告,”他說。
巴洛是中央情報局負責巴基斯坦核計劃的高級分析師,他試圖揭露掩蓋真相的行為。1987年,他發(fā)現(xiàn)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官員就巴基斯坦非法購買核武器的規(guī)模向國會撒謊并誤導國會。
在不斷提出異議并繼續(xù)調查后,他于1989年被迫從政府辭職。他的指控后來被國務院監(jiān)察長認定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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