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富翁的不理性消費拆遷驟富卻暗藏返貧危機

http://www.f0574.cn?? 2010-06-05 11:08　來源瞭望

　　“拆遷驟富”顛覆了傳統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對轉型農民進行積極有效的引導，那么他們因“沖動消費”，將有返貧之虞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5月28日見到張建華時，他剛搬進裝修一新的拆遷安置房，并買了一輛帕薩特轎車，還打算帶妻子乘飛機到云南旅游。
“對于我來說，似乎一夜之間，就不用為錢發愁了。”他有些興奮地說，“當拿到幾百萬拆遷補償款時，我第一次感覺到，錢僅僅是個數字，但卻可讓一個人活得更體面。”
張建華是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一位農民，因為拆遷，他與全村大部分農民的命運發生巨變，從農民轉身為市民，且一躍為富人。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像張建華這樣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農村的農民，因拆遷而一夜驟富，他們或領取了政府的巨額征地補償款，或因擁有多套房產，從而躋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來得太快和太容易，許多轉型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少數人還過起了游手好閑、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遷富翁’的身份，雖然已是市民，但并沒有完成向市民的轉型。”北京石油化工學院社會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鋒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如何引導農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遷款，如何使他們能真正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活，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京郊農民的“拆遷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進程非常快，大量城鄉結合部及郊區縣村莊的消失速度，被轟鳴的推土機不斷刷新。
　　以大興區為例，2009年，大興區共拆遷33個村，涉及轉非勞動力7000余人。2010年預計拆遷64個村，涉及轉非勞動力2.3萬人。
　　另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朝陽區將有45個村拆遷，涉及4.67萬農民，海淀區將有20個村拆遷，懷柔將有3個城中村拆遷，昌平至少30個村拆遷，等等。
　　“拆遷富翁”聚居地隨之興起。如朝陽區的大望京，通州區的梨園鎮、張家灣鎮，大興區的黃村鎮、西紅門鎮、舊宮鎮、瀛海鎮、亦莊，平谷區的王辛莊鎮，門頭溝區的永定鎮，等等。
　　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副鎮長白艷英向本刊記者介紹，根據占地時間、所處區域、參照政策、拆遷主體，以及宅基地面積、家庭人口、房屋數量等等因素的差異，每個拆遷戶得到的補償款并不相同。
　　“有些農民拆遷可得到幾套回遷房，有的還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對于他們來說，這筆收入也非常可觀。”白艷英說，“一般來說，這些家庭至少會有十幾或幾十萬存款。”
　　以一戶普通農戶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執行新的補償標準，該戶家庭除了可得到兩三套回遷樓房外，另有四五十萬元的拆遷補償款。要是執行六七年前的拆遷政策，則只有二三十萬元。
　　“在高房價時代，出現‘拆遷富翁’不足為奇。”北京市朝陽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遷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出現上訪、自戕等極端事件及其帶來的高昂社會成本，所以出手比較“大方”。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拆遷富翁”的出現是權利對等博弈的結果，說明了農民維權意識在不斷增強，也有了與地方政府或開發商談判的能力。同時，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開發商摒棄了強拆思維，學會了對市場和公民財產權的尊重，使拆遷方式與定價方式漸漸合乎程序、正義的共識。

　　但也有專家認為，農民因拆遷一夜驟富的現象極不正常。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有些地方為拆遷補償不到位而發生暴力拆遷事件，而有些地方卻能使農民一夜驟富，這說明政府在依法執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遷補償上缺乏全國的科學統籌。”
　　“沖動消費”潛伏返貧危機
　　5月18日，本刊記者來到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的一個新建拆遷安置小區，看到了小區停滿一輛輛嶄新的小轎車，其中不乏高檔名牌車。
　　剛搬來不久的居民張大爺告訴記者，因為拆遷，他得到200多萬元補償，最多的人家達800萬元。
得到巨額拆遷補償款后，很多人盤算著如何花錢。居民王先生說：“我想買輛好車。好車的標準是價格應在20萬以上，降低點要求，至少也是要15萬，低于這個標準就掉份了。”
也有人買下好車不僅僅是為了顯擺。5月19日下午，記者在北京市朝陽區大望京某社區西側門口，約見了正在這里“趴活”的黑車司機黃遙。
　　據黃遙說，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遷，除得到一套回遷住房外，他還獲得400多萬元補償款。地沒了，總不能閑著，便買了一輛奔馳跑黑車。哪想到油價一個勁地漲，養車費用日趨昂貴，生意又不好。
　　“別看我的車是奔馳，跑黑車還真不如那些捷達。”黃遙苦惱地向記者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車是奔馳，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
　　他現在是進退兩難：賣掉車吧，只能折舊賣，自己一下就虧10多萬。不賣吧，這車只會一個勁地“燒錢”。
本刊調研發現，“拆遷富翁”普遍對未來生活缺乏科學與理性的規劃。有的人被設局拉下水參與賭博，拆遷補償款被套取。
　　為了補償款的分配，有些拆遷戶親人之間大打出手，導致家庭破裂，甚至對簿公堂。
　　還有些“拆遷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為家里一夜驟富，心態大變，出現比富、奢侈、厭學現象。
　　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說，“拆遷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現象，在城市化進程很快的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區，凸顯的類似問題也亟待引起重視。
　　“一個人可憑借自己的知識、智慧和技能，創造實現富裕的夢想，但靠土地一夜驟富，已經顛覆了傳統意義上致富模式和社會價值觀念。”李先鋒對此表示憂慮。
　　周孝正認為，在拆遷進程中，農民所能得到的補償待遇正在逐步提高，這既意味著他們的生活有了更多選擇，同時也可能導致命運的失衡，由此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值得深思。
　　趙春燕對此也感觸頗深，“對于一向種地謀生的農民來說，缺乏投資理財意識不足為奇，面對突然到手的財富，大多數人自然會手足無措。”
　　“如果‘拆遷富翁’揮霍式消費，除了種地，他們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這會使他們坐吃山空，返貧的可能性極大。”趙春燕分析認為，“他們已經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貧，必將成為整個社會的包袱，影響社會的穩定。”
　　已有前車之鑒。據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機場擴建范圍內的順義區龍山、塔河、桃山、馮家營等6村整建制拆遷，有些拆遷農民拿到補償款后，就出現揮霍和盲目投資現象，有些因此返貧。
　　“拆遷后”保障體制需跟進
　　大興區社會建設辦公室副主任尚建剛直言：有些“拆遷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費狀況，盡管與他們存在盲目的炫富與攀比心理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對他們正確消費觀念的引導力度不夠到位，尤其是拆遷后的體制跟進還相對滯后，也是原因之一。
　　中國經銷商學院常務副院長強磊教授表示，政府對轉型農民應加強正確的消費指導，政策規劃上要科學。他建議，可遵循“先生產后生活，先保障后消費”的原則來實施，如可嘗試分期撥付拆遷補償款。
　　“有些農民，人上樓了，而思想觀念還沒有上樓。對于政府來說，如何轉變農民的思想觀念，還任重道遠。”尚建剛說，“同樣，讓轉型農民的資產能保值增值，是政府獲得農民信賴的基礎。這對于政府來說，壓力不小。”
　　4月10日，北京市大興區北臧村鎮迎來了一位特殊的老師——受大興區婦女兒童活動中心邀請，北京一家金融機構理財規劃師來到這個小鎮，為200多名婦女舉辦“家庭科學理財”講座。
　　“理財規劃師講得非常好，給我的啟發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參加一些這樣實用的講座。”時隔一個多月，當時參加聽課的一位婦女還很興奮。
　　中共北京市大興區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德廣對本刊記者介紹，為確保失地農民能順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轉型，大興區從一年前開始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對具體的“四有”方案，即“就業有崗位、增收有資產、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務有組織”。
　　“隨著市場準入門檻的提高，沒有了土地作為緩沖，轉型農民創業的成本和風險在增加，對創業失敗的容忍度必然降低。”強磊說。
　　目前，大興區專門出臺職業技能培訓補貼、用人單位招用本區勞動力一次性獎勵、創業扶持等八項政策，并安排了50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促進就業工作。
　　在資產增收方面，大興區通過集中歸并、資產量化、統一經營等形式，努力實現集體資產產權變股權，農民變股民，確保集體與農民的長期收益。“讓失地農民的財富有造血功能，是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張德廣說。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讓農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是真正化解“拆遷富翁”返貧危機之根本。
　　在生活保障方面，大興區的轉非人員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保率都達100%。
　　此外，大興區還對原有村集體組織進行梳理，明確撤村建居過程中的各自崗位職責、工作重點、任務標準，積極發揮組織作用，創新組織服務形式。加上大力挖掘社會組織的服務作用，使農民的思想動態和生活實際需求在轉型過程中得到及時掌握和反饋，排除和疏導不少基層基本矛盾。
　　“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制度設計需要更細致、更科學。”趙春燕認為，這不僅需要與產業發展規劃相匹配，還要為農民轉型設計保障性制度。尤其要加強對這種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導和觀念引導，幫助他們盡快克服由于以往生產、生活和思維方式所帶來的束縛，以新的角色更快地適應市民生活。